中国最早的股权激励始于清代晋商的票号，创始于清代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是我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其前身为西裕成染料庄。票号的出现开辟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结束了现银镖运的落后局面，奠定了晋商在清代商业中的称雄地位。支撑晋商票号辉煌发展的基础在于其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其中最关键的即为“身股制度”。

       身股制度发源于晋商的“东伙合伙制”的商业文化传统。东，即为东家，是投资人；伙，即为经营合伙人，也就是广义上的伙计（含掌柜）。“东伙合伙制”，据有史料可查最早出现在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记载：“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东伙合伙制为什么会出现？因为有钱者未必有经营管理的头脑和才干，即便是具有经营管理的头脑和才干，其个人的时间、精力和智慧等也都是有局限的；有经营管理的头脑和才干者未必有资本。任何一家企业一定是财产资本和人力资本合作的结果。东家出资本，伙计出人力，正好形成优势互补，这就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东伙合伙制是神似“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安排，即东家的所有权和伙计的经营权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的身股制度，其实就给了经营管理者较大的权限。例如，票号中的掌柜和资深伙计负责票号的经营管理，掌柜的权限非常大，具有人事任免权（包括二掌柜、三掌柜）、资金使用权、分号设置权、经营管理权、财务管理权等。东家实际上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掌柜；二是投银子。其中选掌柜是最关键的，掌柜选对了才会让资本增值，人选错了投入再多的钱也是打水漂。这就对东家选掌柜的眼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旦找到又要通过赠送身股等把其奉为“座上宾”长久留用下来。东家选定掌柜后，走马上任的仪式会举办的相当隆重，摆宴席、请中人、盖红印、立字据等，就跟古代帝王封侯拜相差不多。当时的“两权分离”是有明确的制度——《号规》、契约以及行业约定俗成等规则保证的。例如，《号规》中明确规定，东家不得举荐人才（包括学徒），实在碍不下面子也只能放在偏远分号而不能放在总部；东家不得留宿票号；不得挪用账银，甚至规定东家的“三爷”——姑爷、舅爷、少爷不得在票号任职，等等。这很效地保障了票号正常的经营管理运作。同时，票号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对人才的培训、选拔和任用，以及业绩考核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身股制度为中国晋商创造的股权激励制度。当时票号的成员包括东家、掌柜、伙计、学徒。其中东家即为投资人，真正的企业老板；掌柜又分为大掌柜、二掌柜等，他们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大掌柜相当于“总经理”，二掌柜相当于“副总经理”；伙计即为正式的普通员工；学徒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也属于伙计的一种。“身股”是相对于“银股”而言，出资人的股份为“银股”，掌柜和和资深伙计可享受“身股”。“身股”相当于现在的“干股”，即不需要出资但可以享受净利润分红，不承担公司经营的风险。

       “银股”是事实上的资本股份，“身股”不出一文资金是纯粹的受益股份。一般来说，身股一俸即十厘相当于银股一股，从资深伙计到掌柜，根据工作年限和业绩表现，分别顶身股0.5厘至10厘不等，也有极个别的掌柜最多能拿到12——13厘身股。银股可以永久继承，享受身股者一旦离职即自动消失。不享受身股的普通伙计只有“辛金”，也就是基本工资。对于学徒而言，没有辛金，只包吃住而已。另外，顶有身股的人数可以不断增加，身股总额随之也在不断增加；东家为经营的需要也要不断增加投入的银子，但是其股数却是固定不变，增投的银子只能享受相应的利息，不能享受分红。因此，其实东家也并不太愿意增投银两，因为增投银子的收益率较低。这说明身股相对银股也有一定的优越性，随着身股总额的不断增大就相当于稀释了东家的“银股”，但是因为大家把盘子做大了，所以东家分的钱是更多了而不是减少了。这也比较符合票号的经营规律，随着票号的发展壮大，掌柜和资深伙计的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学徒的期限是三年，期间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和《号规》约束，除奔丧外不得回家探亲，学徒期考察合格能够留下来的就会成为伙计；一般伙计“站柜台”要七年，期间不出任何大的失误并业绩表现突出者才可能被派往全国各地开分号，这个时候一般会获赠身股。获赠升股的人包括掌柜并不是获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通行证”，一方面要严格遵守票号的规章制度——《号规》，以身作则不得违反；另一方面身股获得者是“有进有出，有升有降”。对于违反商号规矩、造成商号利益重大损失的身股获得者，轻则降低身股数目，重则全部取消。对于业绩突出者，会追加更多的身股数目或职务提拔。这就给他们戴上了“紧箍咒”，要求他们持续不断地创造业绩，获得更好地职务晋升和身股激励。

       虽然当时处于“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但是票号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贫穷家的子弟或科举受挫的落魄文人蜂拥加入。当时很多人以能在票号工作为荣，它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等地对人们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科举取士，当地人们把进入票号工作视为发家致富的最佳捷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身股制度让很多努力工作的员工获得大量财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身股制度使票号成为“造富机器”，每一家票号通过身股激励发家致富的大有人在。据记载，当时县令一年的俸禄也就是30—40两银子，而在票号工作的掌柜年薪为300—500两银子，但是掌柜根据经营业绩一年的分红可以高达几千甚至几万两，资深的伙计收入也是不菲。很多掌柜和资深伙计凭借着丰厚收入买地置业，短短几年或十几年就成为当地的望族。可以说一人在票号工作，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并不是神话。正因为身股制度这种股权激励的存在，很多有经营才华但是没有资本的人都渴望进入票号并十分珍惜这个平台和机会。当时就在票号流传着“辛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意好顶，‘己’字难得”。票号中的学徒和伙计都以获得身股为奋斗目标，一旦获得身股就意味着真正成为了票号的“自己人”。其称谓和权限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获得身股的员工一律尊称为“先生”，允许其参加票号重要的决策、经营和管理等的重大会议，可以查看票号的“万金账”和了解公存银的储备等核心信息。

       “万金账”上记载着票号的股份构成、分红收益等重要信息。分红是一个账期进行一次，一个账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在这期间，掌柜和伙计为了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开销，可以从其账期所分的红利中预支费用，这叫“支使银”或“应支”。身股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了“故股”（又名“协账”）。故股，顾名思义是对已故的在号享有身股的员工，按照生前身股的数额，分别享有不同年限的分红权利的规定。还有的东家会为票号中做出杰出贡献者出资购买有名无实的虚职官衔，这在当时具有浓厚“学而优则仕”文化传统下的古代中国，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的作用。因为当时的掌柜和资深伙计都是有一定知识的文化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一大遗憾。东家能够为他们出资购买官衔，满足了他们的一大心愿，真正实现了名利双收。身股激励中无论是“应支银”、“故股”和购买官衔等充分考虑和满足了员工的生活、家庭等的需求，真正对做到了“了却功臣家中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身股制度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跟现代发源于西方的股权激励相比，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又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色。它的出现比近代西方的股权激励还早，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山西票号的百年昌盛。只可惜由于宏观层面国家的多灾多难、微观层面对政治的依附性、西学东渐”的狂风吹入中国等诸多因素，身股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光大。今天我们再来看晋商的身股制度，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智慧启迪和借鉴，同时放眼全球汲取世界上最好的文明成果，让中国的经济根基更加深厚牢固！